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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阳明心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http://www.jslib.org.cn   2019-05-15 09:48:00  《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1日 11版)作者:辛红娟  

 

    明末以来,海外学界尤其以西方世界为首,在译介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时,多选择孔孟之学,以致西方学界一度认为除四书、五经及《道德经》外,中国再无其他具有哲学价值的优秀思想作品。虽则阳明学说形成之际,欧洲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接触与交流,大批来华传教士开始向欧洲介绍、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然而,传教士为了便利在华开展传教事业,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儒道学说寻求本土文化支持,《论语》《道德经》等因而成为译介的首选。阳明学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圣学”“心学”与“实学”的统一,有别于儒、佛、道之学,因此并未进入明末以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

  研究发现,1826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出版的16卷本《王阳明先生全集》(Wang Yangming Xian Sheng Quan Ji),堪称阳明学西传史上的一桩盛事,但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与阻隔,全集并未对汉学家之外的西方受众产生太大影响。除日本学者羽贺在《日本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发表一篇有关日本哲学流派的英文文章Note on Japanese Schools of Philosophy中曾简要提到王阳明,整个19世纪西方世界几无阳明学的声音。阳明心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肇始于《传习录》的英译。《传习录》系由王门弟子徐爱与钱德洪等编辑,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该书全面涵盖王阳明思想,体现其授课方法和语言艺术,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哲学著作,被视为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阳明心学的重要资料。1916年,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古里奇·亨克(Dr Frederick G. Henke)完成了《传习录》的首次英译,并以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为名由Open Court Publishing Co.出版于伦敦。该书正文包括《王阳明传》和部分著作摘译,《王阳明传》主要以钱德洪所撰《年谱》为依据对王阳明的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而著作摘译则包含《传习录》、杂文、书信以及书信后续等部分,“使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完整地进入西方”。

  二十世纪上半叶,除英法学者零星的著述文章外,阳明学译介与研究并无太大进展,欧美没能出现在篇幅和深度上与亨克《王阳明的哲学》相媲美的著作。动荡的战争境遇中,学者们主要选取阳明思想中有望在战乱中召唤人性的良知学说进行译介活动,也因此,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并未真正窥得阳明学说之全貌。二战后,西方经历严重战争创伤,人们面临信仰危机,急于寻求现代文明的出路。众多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无限偏离了本质,成为让人无法捉摸的哲学说教。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ien)在《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一书的前言中说:“为了让智慧重新充实起来,也为了区别智慧与哲学,人们必得要到东方游历一番,希望能够在另一种光(一种斑驳之光,斜射之光)的照耀之下,让智慧站出来与理性对峙,以便重新审视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西方社会面临信仰重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境中,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阳明学才真正引起西方社会学术意义上的关注。

  1951年,斯坦福大学中国学家芮沃寿(A. F. Wright)发起成立美国的中国思想委员会,并于次年9月召开了首次学术会议,此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发表了倪德卫(David S. Nivison)的《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在美的中国学者张君劢1955年在《东西方哲学》期刊上发表《王阳明的哲学》(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一文,1957-1962年出版两卷本《新儒家思想史》(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以四章的篇幅详述王阳明的生平、学说、论辩、后学;1962年,张君劢还出版了《王阳明:中国16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16th Century China)一书,围绕王阳明思想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心”和“致良知”,对阳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书末附有涉及王阳明研究的英文参考书目,被视为西方世界迄今为止对王阳明讨论最全面的一部著作。1963年,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发表《传习录》新译本,引起新一轮研究热潮。此后20年间涌现诸多阳明学研究学者,如加拿大著名华裔汉学家秦家懿(Julia Ching),把王阳明的67封重要书信译为英文,而其中有27封从未被翻译过;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Tu Weiming)将波士顿打造成美国新的阳明学研究中心。正是这些汉学家及华裔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阳明学研究在海外蔚然成风。1972年夏威夷大学举办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及王阳明思想的国际讨论会,引起学界极大反响。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年轻一代的阳明学者迅速成长起来,国际上涌现出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专著与博士论文。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本科、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师从中国哲学专家倪德卫和李耶立(Lee H. Yearly)的美国学者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1990年,艾文贺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和王阳明思想》,分析孟子-阳明心性学派的内在传承,认为王阳明的心性论是在吸收儒道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道德形而上学。2009年,艾文贺又出版《“陆王学派”儒家文献选读》(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一书,选译《传习录》《大学问》节选以及部分论学书信、诗歌等,被认为是英语世界陆王学派研究领域的权威专著。

  经过中外哲学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阳明学在西方世界的研究虽然不像过去那样边缘化,但由于汉语语言的弹性以及中西话语体系的差异,现有的阳明学研究尚未能够以积极的形态参与到世界哲学的体系建构中去。亨克译本在英语世界享有盛誉,被尊为开山之作,而其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及其宗教学术背景使得他的译文呈现出比较浓厚的比较宗教学色彩,将“道”译为“Doctrine”(教义)、“天”译为“Heaven”(天堂)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论。他在翻译过程中显然以传播基督教义为己任,将西方话语框架强加于阳明学。实则,中国文明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预设观念,“道”与“Doctrine”、“天”与“Heaven”的错配,极易导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世界观形成一种“西化”的错觉,构建出一套披着中国思想外衣的西方阳明学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全面推进,阳明心学的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时期,国内学者的阳明学研究开始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阳明学对话。2018年1月,《走向良知——〈传习录〉与阳明心学》一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杨国荣教授所著,并由龚海燕译成英文。该书英文部分专门设有重要术语英汉对照一章,可谓是中国本土学者译介阳明心学一大突破性尝试,颇具研究价值。在如今构建中国哲学海外话语体系的时代议题下,我们需要更多有志于阳明学研究与国际传播的专家学者,立足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以中外合作的模式推出多学科协同、多模态协同的普适化双语读本,既以中国话语讲述中国哲学,又能帮助西方读者精准理解阳明学,开启了阳明学海外传播的新篇章。

  季羡林先生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大会上说:“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导力量……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翻译,世界一天也不能生存。”自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起,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全方位翻译,每一次翻译高潮都意味着大规模的文化及思想交流。伴随翻译活动而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不仅推动阳明思想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是以全新的姿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从而逐步实现构建中国哲学海外话语体系的美好愿景。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所说,阳明学的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世界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因此,世界人民对于道德良知的呼唤,正是进一步推动阳明学翻译工作的最佳契机。

  (作者:辛红娟,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编: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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