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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沟通与信仰


http://www.jslib.org.cn   2017-01-25 10:43:00    

 

  从中国人几千年的“过年”历史来看,近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人们过年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年味的消逝”是近年来中国人逐渐感受到的事实,那么什么导致了“年味的消逝”呢? 2017年1月7日上午,南京图书馆特邀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祁林老师为听众解读《年味的消逝》。
  讲座开始祁教授谈到,我们今天谈起春节,“年味变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倾向值得注意,即我们似乎很容易将“年味变淡”和“消费不爽”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和物质供给的充沛”导致了人们觉得过年越来越没意思——过去只有在春节才能享有的美食华服今天已然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既然(在物质方面)天天都能过年,那么真到春节也就无所谓了。顺理成章的思路就是,人们会用增加“消费烈度”来提升年的滋味。比如,用“去高级饭店吃饭”取代“在家中吃年夜饭”,用“外出旅游”替代“在家中过年”;还有,给晚辈的压岁钱越来越多;打牌、K歌、聚会等游乐成分在春节假期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等等,不一而足。但事实证明,“年味”从来没有因为花钱多、消费足而变得浓郁。恰恰相反,在日渐丰盛的物质消费背后,是人们对过往春节那种物质简朴甚至平淡,却年味浓烈感觉的追忆。
  接下来,祁老师谈到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春节的本质从来都不是“消费”,甚至都少有所谓的“乐”,过春节也因此从来也不是一件让人轻松愉悦的事情,所谓“忙年”之“忙”会让人筋疲力尽的,而由此而形成的“年”的气质则是凝重和深邃的;人们在所谓的“忙年”中用自己的意识沟通古今,展望未来,并且因为这种“展望”进而获得沉甸甸的希望。“过年”的原初意义在于——建构一种主体在“神圣时间”与自己信仰的“天、地、神”交流沟通的传播结构。而年味变淡的根本在于,现代性的传播进程改变了人们在过年时分原本浸润其中的这种交流结构,某种意义上将一种神圣的“信仰传播”演变成凡俗意义上的“社会传播”,这几乎是所有的传统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转型。具体说来,传统春节的年味是来自两种沟通模式:一是人与神的沟通,表现在人们祭祖、敬神的过程中。比如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人们要在神像面前恭敬地摆上麦芽糖,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就是在向灶王爷传递“上天言好事”的含义。很多地方的春节保留着祭祖的仪式——人们在祠堂、祖坟中间的各种行为和语言其实是在和已经成为神灵的祖先的交流;二是家人之间的沟通,一方面,这种沟通是礼仪性的,比如晚辈到长辈面前行礼拜年,同辈人相见,彼此之间要行礼祝福等等,这些动作和语言都是有规范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家人之间的日常性的闲聊。尤其在除夕,家人们聚集在一起,或包饺子,或放爆竹,或者就是家常的随便说话,在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看似不经意的沟通过程中,大家共同把自己交付给过年这段“神圣时间”,进而作为统一“家庭共同体”完成“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跨越。这两种沟通模式让人们在春节期间获得了一种“信仰”的支持。一是神灵和祖先的支持,二是家族的支持。在这两种支持力量中,传统中国人获得了一种身份定位:一是自己在宇宙和历史中的定位——藉“敬神”和“祭祖”明白自己在宇宙、自然、历史中的位置,进而感悟神秘的天地自然力量,在隆冬、鞭炮以及过年的忙碌中迎接春天的到来。而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春夏秋冬的“春”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只要春天来了,就什么都不怕了;二是自己在家族中的定位。某种意义上,一个传统中国男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他必须以“父母的儿子、祖父母的孙子、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堂哥的堂弟、老师的学生、朋友的朋友”等一系列由“关系”建构身份而存在。春节是人们再一次明确自己家族身份的契机,再一次明了自己作为“家族绵延生命”一部分的意义。而当下的春节,上述两种沟通模式变得越来越稀薄甚至消逝了。发达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们早已抛弃了传统信仰,不再相信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因此“过年”少了敬畏,多了欢乐。心情放松的代价是中国人也因此丧失了在春节期间因“敬神”获得心灵抚慰和精神净化的契机,还有自己在宇宙和家族中身份定位后的“心安”——这其实是“年味”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家族分裂成家庭,而且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亲戚们之间因为工作等原因隔得越来越远,像过去那样一个大家族几十号人口聚在一起忙碌一个多月过年的场景越来越不可能出现。大家匆忙地在过年的几天相聚,年初七后又匆忙地上班。更重要的是,新的传播力量在春节期间出现了:播送《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机在除夕之夜成为家庭的主角,它成为中国人新的守岁工具。没有春晚,人们在除夕之夜是彼此交流、相守着一起跨年;有了春晚,人们变成了在电视的引领下一起跨年;过去,人们是将自己和家人“绑定”在一起,共同度过除夕这一神圣时间;而现在,人们则是和“电视”绑定,在炫目多彩的节目及其带来的欢声笑语中跨年。其实,恰恰是春晚的“欢乐”气质暗暗地在改变“年味”的内涵。因为,人们原本过春节的心态是“敬”和“畏”,伴随敬畏的是忙年的辛苦。但春晚(包括整个春节的电视节目系统)把“乐”引入原本凝重的春节。在“乐”的心态中,人们会消减乃至忘却敬畏之心,会放弃反思自我身份定位的契机。在电视传播的格局下,观众是“上帝”,是需要被迎合和抚慰的对象。于是,人们愈发认为,过年是一个“享受”的假期,这和传统春节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祁老师总结道,手机、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普及是“年味变淡”更严重的催化剂。传统过年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事务,家的围墙就是过年的边界,但手机、互联网在春节时分能轻而易举地穿越这个边界。过去人们过年是和神灵、祖先以及家人之间沟通,所有的社会俗务是被排除在外的。但现在,人们过年忙着给领导拜年,思索着如何在各种朋友圈里发红包和抢红包,如何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工作和社交进入了春节,同事和朋友进入了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年中很大的一部分的人际交往变成了工作和社交的延续——所有的这些事情,人们平时也在做啊。年味就这样在“外人”冲击下日渐稀薄乃至消逝了。消费无法带来年味,外出旅游更是和传统年味背道而驰。简言之,越是追求个体的快乐,越是无法获得“年的味道”。
  整场讲座,祁教授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事例,对“年的味道”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听众明白了,“年的味道”是家人相聚时甜甜的味道,是家人相守时一起跨年的神圣味道,明白了自己在家族血脉中的身份、地位和责任之后的凝重踏实的味道,是敬天祭祖后内心安宁的味道。年味的消逝,是当下的我们传统信仰的消逝,是对家族血脉的绵延责任的消逝。追寻年味,其实是卑微的我们追寻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根系,是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寻找“我是谁”的漫漫历程。(秦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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